新一轮的改革即将全面推出，这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话题。那么，这一改革新在何处?对中国经济到底会有什么影响?

　　当前的改革除了在经济体制上做文章，还必须在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与经济体制的结合部下工夫，这正是新一轮改革的一大新意。其另一新意在于，不囿于议而不决、裹足不前的“顶层设计”，注重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因地制宜进行探索的改革方式。这轮改革中，国企改革、金融体系向民营经济开放、民营经济投资限制放松等重大举措值得期待。

　　改革的方式本身需要改革

　　这一轮改革的方式也值得期待。

　　过去10年以来，在谈到改革问题的时候，往往特别强调“顶层设计”。实践证明，这种“顶层设计”的思路往往变成了“顶层争议”;而“顶层争议”又往往变成了议而不决，裹足不前。改革本身不同于具体的工程设计，从本质上讲，改革是不可能“顶层设计”出来的。顶层设计无非是指出一个探索的方向，许多重大问题必须从实践中找到答案，必须发挥基层的创造性。

　　这轮改革完全有希望让改革的方式重新回到早期改革的大思路上来，发挥基层的创造性，因地制宜探索各种改革的方案。比如说，户籍制度的改革必须因地制宜。中国各个地区的生态承载能力大不相同，发展格局大不相同，人口饱和度也大不相同，因此，不同地区的户籍具有不同的“含金量”。户籍改革本质上应当由各个地方根据自己的社会、经济、生态、百姓认知等实际情况提出方案并加以推动。与此相关的是土地问题，不同地区百姓的市场经济理性禀赋完全不同，土地价值和人均土地拥有量也完全不同，因此，土地问题不可能一刀切，只可能在若干粗线条的原则指引下，让各个地方分别探索，逐步地让土地在有规划的前提下流转起来，给农民更多的实惠。

　　改革方式的创新还体现在让实践走在争议之前，以实际效果来判断是非。改革是前人所没有尝试过的伟大实践，任何理论都不可能给出百分之一百的答案，只能让实践走在争论的前面。而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大国经济和超大型社会，地区间的差异和超大型的社会规模恰恰是让各个基层单位发挥创造力、想象力，不断探索的最佳条件。

　　值得期待的经济改革措施

　　就经济领域而言，若干重大的改革措施值得期待。

　　一是关于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企业经过20世纪末的整顿和改革，已经呈现出运行相对良好的局面，利润总体上讲并不差，但问题出在整体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上。国有企业的机会成本很大程度上是民营企业的禁入，因此，国有企业本身利润水平的高低并不能完全证明国企经营的好坏。值得期待的是，这一轮改革的重点将是落实混合所有制，将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分开，国家将不直接插手国有企业经营，相反，国家通过控股投资公司的方式投资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等，而民营企业本身也可以由国有企业入股，从而让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更好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期待，中国国有企业通过改革逐步改造为一系列类似于由新加坡淡马锡、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或者韩国国家投资公司等投资基金持股的企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长期持有相关投资基金获得稳定的财政收入。这也是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

　　第二个值得期待的是金融体系的改革。金融体系经过上一轮改革，已经脱离了商业银行资不抵债、技术性破产的困境，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但问题在于，商业银行仍然在金融体系中占大头，而商业银行的规模过分庞大，导致其利润过高并挤占了其他金融机构的发展空间，也造成金融机构对中小型企业扶持、资助不力的不良局面。值得期待的是，随着国家打开民营经济进入金融体系的大门，大量民间投资的金融机构将像雨后春笋一样涌现。这些规模相对较小、运营相对独立的金融机构将会更加直接地为中小型经济实体服务，而区域分散的投资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化解金融风险集中于若干大银行的尴尬局面。这将使得大银行更加专业化，在金融体系中的比重下降，而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能得到来自金融部门更多的帮助。同时，相当一部分民营经济也可以进入到金融体系中，通过它们的运作让中国的储户得到更好的投资回报。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是进一步放开对民营经济的限制。当前，民营经济体拥有大量的资金，可是总体上却找不到合适的实体投资方向。对金融部门，民营经济是有兴趣的，但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引导民营经济投资到实体经济中去。这一轮改革将从本质上大规模放松行政审批的限制，让民营经济自己投资、自己负责。可以预见，民营经济进入大型制造业、公共服务投资领域，进入之前属于垄断的石油勘探、页岩气等部门的限制将会大规模放松。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期待中国会出现一批正规的、国际化的民营企业。之前投资于房地产的民营企业有可能效仿香港地区李嘉诚的投资模式转向实体经济，这样的局面将是中国经济长期繁荣的根本保证。

　　总之，这一轮改革是过去10年来中国社会各界反复呼吁、长久期待的关键性的全面改革。这一轮改革成功与否，将直接关乎中国能否实现2021年“第一个百年”目标，也关乎中国未来市场经济的大格局和基本的制度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