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大行优势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前瞻把握我国新时期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形势
我国“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促进国际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对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界定，在“开放对象、开放领域、开放方式、开放标准”等重大问题上提出新要求，推动我国向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转变。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进程中，中国金融业既是受益者，更是金融服务的提供者，要以高度的使命感与责任担当，清醒而准确、前瞻地把握对外开放新形势与新要求。
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不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更要突破传统时空的限制和西方大国妄图构筑的战略竞争壁垒。从外部开放格局来看，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已基本覆盖全球，欧美发达国家是长期以来的主要合作伙伴，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西方大国正力图推动产业链重塑、制造业回流，强调盟友合作、价值观“朋友圈”，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对我国对外开放形成竞争壁垒。对此，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构建新型对外合作关系，既要坚持巩固传统多边合作框架，同时加快推进区域化合作，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覆盖范围和合作深度。例如，推进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金砖国家合作、中欧投资协定，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拓展其他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内部开放格局来看，我国对外开放阵地从过去以东部沿海为主逐步发展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新格局。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一体化，巩固和拓展东部区域开放优势，同时加快内陆地区开放步伐。目前我国建设的自贸区数量已达到21个，海南自贸港的配套政策逐项落地见效，支持宁夏、贵州、江西等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支持福建、新疆等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创新和完善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各种开放平台，拓展对外开放商机。特别地，“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发展趋势，提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等理念，将进一步突破时间与空间格局，大大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
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是产业、商品与服务等领域的扩大开放，更要拓展到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传统和新兴生产要素领域。从产业来看，我国对外开放正在由过去以制造业开放为主导的格局，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并举，加快推进金融、通信、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开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扩大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上，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北京积极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2021年新增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四省市作为开放试点；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外商准入负面清单由93项压缩至33项；深化跨境服务贸易体系建设，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完善跨境监管制度，为“中国服务”走出去夯实基础。从要素市场来看，要进一步增强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跨市场、跨地域、跨境流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推动要素配置更加有效，对外开放更加顺畅。资本账户的开放将进一步推动跨境资金双向流动，202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630亿美元，逆势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债券、存贷款等人民币资产较快增长。同时，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广阔的市场机遇加速国际人才向我国融合聚集，提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技术创新突破和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已明确将数字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新型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提升对外开放竞争能力的新高地。2019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接近3.2万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已上升到52%。我国作为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大国，未来在数字领域的对外开放将更加积极并取得新的突破。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加快营商环境的优化以推动构建制度型开放，更要充分发挥超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对外参与和引领开放制度标准的建设，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五”及未来中长期内，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层面制度型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一方面，要加快推动国内现有规则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从RCEP、中欧投资协定和CPTPP等的开放标准来看，未来我国要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领域构建高标准的规则，改进经贸制度安排和管理要求，主动适应国际标准。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等，都是我国积极对接国际环境和规则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我国作为新兴大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投资与外贸市场，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新标准，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诉求，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当前，科技、绿色、普惠等成为全球治理改革涉及的关键领域。科技发展正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将通过完善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推动产品创新，加强国际沟通交流，主动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共识，绿色复苏成为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优先选项，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为全球绿色治理贡献规则与方案。此外，要构筑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这是制度型开放的必备要素，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其中包括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加强国际收支监测、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与风险预警防范体系等。
金融业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亟须打造五大能力
金融是支持对外开放的大动脉。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要求我国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服务边界，提升服务能力，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守住风险底线。总体来看，我国金融业已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仍然主要基于国内市场、基于传统业务；要适应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打造五大能力，服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担当金融服务中国经济全面崛起的新使命。
第一，全球化的服务触达能力。更大地理范围、更多区域化经贸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意味着金融业要持续拓宽境内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服务触达能力，以满足国内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国际上多边体制和区域化经贸合作的金融新需求。我国金融业需要全面统筹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强化渠道建设。在境内，要深耕国内市场，提升业务的区域协调能力，特别是服务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大区域一体化战略和自贸区、自贸港、试验区、进博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在境外，要提升重点经贸合作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增长潜力较大地区的金融服务辐射能力，通过分支机构、代理行、中国柜台等渠道，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同时，推动境内外机构协调联动、客户互荐、信息共享，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第二，快速的服务响应能力。更大地理范围以及突破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全球一体化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金融业具备提供“7×24小时”及时响应的服务能力。特别地，以跨境数字贸易为主体的数字经济与新型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实时、实地、快速发生的特征，离不开金融服务的实时响应和支持。我国金融业要以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作为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的“助推器”，加速渠道、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拓宽全球化服务广度和深度，提供及时可达的金融服务，在实体金融机构之外打造一个位于“云端”的全天候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综合化的经营管理能力。更广泛的对外开放领域促进国际产业链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轻资产、轻资本方向转型，更加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多元化融资方式，进一步打破产业壁垒，促进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跨境客户的需求将涵盖银团贷款、跨境贸易融资、跨境资金池、大宗商品交易、支付清算、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资金交易、外汇风险管理等复杂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考验的是金融机构跨业务、跨市场交叉经营的能力，实现金融牌照全覆盖，为客户提供资本市场、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全市场的金融服务。
第四，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要求金融业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监管和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例如，在国际金融治理、国际投融资规则、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等方面深入参与，在结算货币选择、资金定价、大宗商品定价等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关键问题决策、金融服务标准等方面拥有一定主导权。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做大做强相关业务，更要有能力制定和推广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金融标准，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彰显影响力、活跃度与主动性。
第五，全面的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金融风险防控提出更高要求，要确保金融监管、防控能力与开放水平同步。跨境金融服务和管理链条长、客户复杂，不仅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加大，而且将面临更多的特殊风险，如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特别是在近期，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各国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延续，中美俄欧等的战略博弈牵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新兴市场主权债务风险突出，这些都对我国金融业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带来重大考验。
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不仅是地理范围的扩大，更要突破传统时空的限制和西方大国妄图构筑的战略竞争壁垒。从外部开放格局来看，我国对外经贸合作已基本覆盖全球，欧美发达国家是长期以来的主要合作伙伴，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则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当前，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和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势力抬头，特别是受疫情影响，西方大国正力图推动产业链重塑、制造业回流，强调盟友合作、价值观“朋友圈”，冲击多边贸易体系和全球供应链、价值链的稳定，对我国对外开放形成竞争壁垒。对此，我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构建新型对外合作关系，既要坚持巩固传统多边合作框架，同时加快推进区域化合作，不断拓展对外开放的覆盖范围和合作深度。例如，推进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中国与中东欧国家“16+1”合作、金砖国家合作、中欧投资协定，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持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与拓展其他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从内部开放格局来看，我国对外开放阵地从过去以东部沿海为主逐步发展为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新格局。推进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重点区域一体化，巩固和拓展东部区域开放优势，同时加快内陆地区开放步伐。目前我国建设的自贸区数量已达到21个，海南自贸港的配套政策逐项落地见效，支持宁夏、贵州、江西等建设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支持福建、新疆等建设“一带一路”核心区，创新和完善进博会、服贸会、广交会、消博会等各种开放平台，拓展对外开放商机。特别地，“十四五”规划纲要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基础上，结合最新发展趋势，提出建设“空中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创新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和“健康丝绸之路”等理念，将进一步突破时间与空间格局，大大拓展我国对外开放的范围。
更宽领域的对外开放，不仅是产业、商品与服务等领域的扩大开放，更要拓展到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传统和新兴生产要素领域。从产业来看，我国对外开放正在由过去以制造业开放为主导的格局，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开放并举，加快推进金融、通信、教育、医疗等现代服务业开放，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在扩大服务业开放综合试点上，深圳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北京积极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2021年新增天津、上海、海南、重庆四省市作为开放试点；持续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外商准入负面清单由93项压缩至33项；深化跨境服务贸易体系建设，加快发展跨境电子商务，完善跨境监管制度，为“中国服务”走出去夯实基础。从要素市场来看，要进一步增强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生产要素的跨市场、跨地域、跨境流动，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种市场、两种资源，推动要素配置更加有效，对外开放更加顺畅。资本账户的开放将进一步推动跨境资金双向流动，2020年我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1630亿美元，逆势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境外投资者持有的股票、债券、存贷款等人民币资产较快增长。同时，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广阔的市场机遇加速国际人才向我国融合聚集，提升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随着技术创新突破和数字经济发展，我国已明确将数字列为与劳动、资本、土地等同等重要的生产要素，第五代移动通信（5G）网络、新型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提升对外开放竞争能力的新高地。2019年，全球数字服务贸易接近3.2万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已上升到52%。我国作为数字技术与数字经济大国，未来在数字领域的对外开放将更加积极并取得新的突破。
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不仅要加快营商环境的优化以推动构建制度型开放，更要充分发挥超大国内市场的优势，对外参与和引领开放制度标准的建设，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十四五”及未来中长期内，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稳步拓展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层面制度型开放，是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要义。一方面，要加快推动国内现有规则与国际接轨，进一步深化国际合作。从RCEP、中欧投资协定和CPTPP等的开放标准来看，未来我国要在知识产权、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竞争政策等领域构建高标准的规则，改进经贸制度安排和管理要求，主动适应国际标准。健全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立健全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健全合格境外投资者制度等，都是我国积极对接国际环境和规则的充分体现。另一方面，我国作为新兴大国，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消费、投资与外贸市场，要充分发挥这一优势，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国际新标准，反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诉求，为全球经济治理提出更多中国倡议与中国方案。当前，科技、绿色、普惠等成为全球治理改革涉及的关键领域。科技发展正引领新一轮产业革命，数字经济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我国将通过完善数字经济监管规则、推动产品创新，加强国际沟通交流，主动参与全球规则制定。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全球共识，绿色复苏成为疫情后经济复苏的优先选项，我国提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积极践行可持续发展理念、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为全球绿色治理贡献规则与方案。此外，要构筑与高水平对外开放相匹配的监管和风险防控体系，这是制度型开放的必备要素，为高水平对外开放保驾护航。其中包括健全产业损害预警体系，健全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反垄断审查、不可靠实体清单等制度，加强国际收支监测、防范跨境金融风险，构建海外利益保护与风险预警防范体系等。
金融业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亟须打造五大能力
金融是支持对外开放的大动脉。高水平对外开放新形势，要求我国加快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延伸服务边界，提升服务能力，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守住风险底线。总体来看，我国金融业已是全球金融体系中的重要力量，但是仍然主要基于国内市场、基于传统业务；要适应新时代赋予的新要求，打造五大能力，服务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担当金融服务中国经济全面崛起的新使命。
第一，全球化的服务触达能力。更大地理范围、更多区域化经贸合作的对外开放新格局，意味着金融业要持续拓宽境内外服务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服务触达能力，以满足国内对外开放新高地建设、国际上多边体制和区域化经贸合作的金融新需求。我国金融业需要全面统筹国内和国际两大市场，强化渠道建设。在境内，要深耕国内市场，提升业务的区域协调能力，特别是服务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重大区域一体化战略和自贸区、自贸港、试验区、进博会等对外开放新平台；在境外，要提升重点经贸合作区域、“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增长潜力较大地区的金融服务辐射能力，通过分支机构、代理行、中国柜台等渠道，为全球客户提供服务；同时，推动境内外机构协调联动、客户互荐、信息共享，延伸金融服务触角。
第二，快速的服务响应能力。更大地理范围以及突破时间和地理空间的全球一体化对外开放新格局，要求金融业具备提供“7×24小时”及时响应的服务能力。特别地，以跨境数字贸易为主体的数字经济与新型服务贸易发展，具有实时、实地、快速发生的特征，离不开金融服务的实时响应和支持。我国金融业要以5G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科技作为提升金融服务质量的“助推器”，加速渠道、产品和服务的数字化转型，拓宽全球化服务广度和深度，提供及时可达的金融服务，在实体金融机构之外打造一个位于“云端”的全天候金融服务体系。
第三，综合化的经营管理能力。更广泛的对外开放领域促进国际产业链融合，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向轻资产、轻资本方向转型，更加需要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结合的多元化融资方式，进一步打破产业壁垒，促进资金、人才、技术、数据等要素的自由流动。跨境客户的需求将涵盖银团贷款、跨境贸易融资、跨境资金池、大宗商品交易、支付清算、投资银行、资产管理、资金交易、外汇风险管理等复杂而多元化的金融产品与服务，考验的是金融机构跨业务、跨市场交叉经营的能力，实现金融牌照全覆盖，为客户提供资本市场、信贷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全市场的金融服务。
第四，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要求金融业主动对接国际规则、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通过提供相应的金融服务，推动金融监管和货币体系改革，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提高我国金融业的国际地位和话语权。例如，在国际金融治理、国际投融资规则、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等方面深入参与，在结算货币选择、资金定价、大宗商品定价等方面有一定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在关键问题决策、金融服务标准等方面拥有一定主导权。中国金融业不仅要做大做强相关业务，更要有能力制定和推广具有中国特色并与国际规则接轨的金融标准，在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彰显影响力、活跃度与主动性。
第五，全面的风险防控能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对金融风险防控提出更高要求，要确保金融监管、防控能力与开放水平同步。跨境金融服务和管理链条长、客户复杂，不仅传统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加大，而且将面临更多的特殊风险，如国别风险、地缘政治风险、自然灾害风险等。特别是在近期，全球疫情形势依然严峻，各国央行超宽松货币政策延续，中美俄欧等的战略博弈牵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全球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新兴市场主权债务风险突出，这些都对我国金融业的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带来重大考验。
发挥大行优势 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
面对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新要求，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具备全球网络、客户基础、金融科技、人力资源、资金资本、产品服务等综合优势，是金融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坚力量，使命重大，责无旁贷。未来，大型银行将积极推进自身改革发展“十四五”战略规划的制订与组织实施，加强政策配套和能力建设，发挥大行优势，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优化全球布局，提高跨境服务的能力水平。近年来，我国大型银行的全球化布局逐渐完善，通过海外参股、并购等“走出去”方式，持续提升境外服务能力。截至2020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五大行境外机构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量，遍布全球五大洲。为适应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形势要求，未来大型银行将持续推进差异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转型，把握“一带一路”、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区域经贸合作机制下的新动向，对境外区域、机构、业务进行精准定位。做深发达市场，做强亚太市场，做精“一带一路”市场，多措并举推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线上产品与服务渠道开展境外业务，拓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平台在全球的服务覆盖范围，提高跨境金融服务的效率。
顺应金融改革趋势，增强综合化经营水平。在当前的监管架构和框架内，我国大型银行综合化转型全面提速，已经逐步实现证券、保险、基金、租赁、金融投资、理财子公司等全牌照的综合化布局，强化与境外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持续提高资本市场服务能力，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2020年，我国五大行境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境外收入的比例已达10.5%。未来，大型银行要抓住对外开放机遇，借鉴国际同业最佳实践，全面统筹各类综合化业务。例如，提升资金募集能力，从自有资金投资向投资管理转型；提升投资银行专业化能力，深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业务创新；创新内部联动、外部合作机制，形成特色化、市场化的保险业务发展模式。同时，做好境内外机构良性互动，抓住国内外大型企业境外发展等机遇，探索投商行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加速业务和产品创新，服务客户全球化发展中的综合化金融需求。
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实现向规则引领者的转变。当前，我国大型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已经具备参与规则制定的基础。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大型银行是支持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主渠道，银团贷款、贸易金融、跨境人民币结算、债券承销等业务得到国际金融业的充分认可。特别是在绿色信贷、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领先优势，例如2020年五大行绿色信贷余额近6万亿元，居于全球前列。未来，大型银行应关注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改革新方向，抢抓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在全渠道、全业务、全场景中的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全球数字化规则的制定。将绿色发展内化于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巩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推动将中国特色发展理念纳入全球绿色治理规则。
加强跨境金融风险防控，严守风险管理底线。我国大型银行在强化内部治理基础上，借助金融科技、信息网络、数据模型等手段，已经初步形成与对外开放新格局相适应的风控体系，风险管理成效在全球处于较优水平。未来，要与时俱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充分研判海外政经形势，做好压力测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境外资产质量的影响；健全智能风控模型，加强跨境风险预警，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提高境外机构的治理能力，满足境外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压实境外安全运营、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针对跨境金融复杂场景，对客户实行全生命周期管控，对业务实行全流程监督，完善大数据体系，实现信息和数据实时共享。强化境外资产负债管理，推进全球资金池体系建设，应对金融市场风险。深化与出口信贷机构、多边机构等其他同业的合作，丰富风险缓释管理手段。
面对我国对外开放新形势、新要求，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具备全球网络、客户基础、金融科技、人力资源、资金资本、产品服务等综合优势，是金融支持高水平对外开放的中坚力量，使命重大，责无旁贷。未来，大型银行将积极推进自身改革发展“十四五”战略规划的制订与组织实施，加强政策配套和能力建设，发挥大行优势，助力我国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
优化全球布局，提高跨境服务的能力水平。近年来，我国大型银行的全球化布局逐渐完善，通过海外参股、并购等“走出去”方式，持续提升境外服务能力。截至2020年末，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和交行五大行境外机构覆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数量，遍布全球五大洲。为适应更大范围的对外开放形势要求，未来大型银行将持续推进差异化发展、精细化管理、数字化转型，把握“一带一路”、RCEP、中欧投资协定等区域经贸合作机制下的新动向，对境外区域、机构、业务进行精准定位。做深发达市场，做强亚太市场，做精“一带一路”市场，多措并举推动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服务能力。大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线上产品与服务渠道开展境外业务，拓展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等线上平台在全球的服务覆盖范围，提高跨境金融服务的效率。
顺应金融改革趋势，增强综合化经营水平。在当前的监管架构和框架内，我国大型银行综合化转型全面提速，已经逐步实现证券、保险、基金、租赁、金融投资、理财子公司等全牌照的综合化布局，强化与境外金融机构的战略合作，持续提高资本市场服务能力，满足客户多元化的金融需求。2020年，我国五大行境外手续费及佣金收入占境外收入的比例已达10.5%。未来，大型银行要抓住对外开放机遇，借鉴国际同业最佳实践，全面统筹各类综合化业务。例如，提升资金募集能力，从自有资金投资向投资管理转型；提升投资银行专业化能力，深入参与国际资本市场业务创新；创新内部联动、外部合作机制，形成特色化、市场化的保险业务发展模式。同时，做好境内外机构良性互动，抓住国内外大型企业境外发展等机遇，探索投商行一体化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加速业务和产品创新，服务客户全球化发展中的综合化金融需求。
积极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实现向规则引领者的转变。当前，我国大型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已经具备参与规则制定的基础。在对外开放进程中，大型银行是支持人民币跨境流动的主渠道，银团贷款、贸易金融、跨境人民币结算、债券承销等业务得到国际金融业的充分认可。特别是在绿色信贷、普惠金融、金融科技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领先优势，例如2020年五大行绿色信贷余额近6万亿元，居于全球前列。未来，大型银行应关注百年变局下的全球治理改革新方向，抢抓新一轮科技变革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金融科技在全渠道、全业务、全场景中的应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引领全球数字化规则的制定。将绿色发展内化于经营管理各个环节，巩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领域的领先地位，推动将中国特色发展理念纳入全球绿色治理规则。
加强跨境金融风险防控，严守风险管理底线。我国大型银行在强化内部治理基础上，借助金融科技、信息网络、数据模型等手段，已经初步形成与对外开放新格局相适应的风控体系，风险管理成效在全球处于较优水平。未来，要与时俱进提升全面风险管理能力，充分研判海外政经形势，做好压力测试，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对境外资产质量的影响；健全智能风控模型，加强跨境风险预警，提高风险管理的前瞻性；提高境外机构的治理能力，满足境外法律规定和监管要求，压实境外安全运营、合规经营的主体责任。针对跨境金融复杂场景，对客户实行全生命周期管控，对业务实行全流程监督，完善大数据体系，实现信息和数据实时共享。强化境外资产负债管理，推进全球资金池体系建设，应对金融市场风险。深化与出口信贷机构、多边机构等其他同业的合作，丰富风险缓释管理手段。
